按照刑法分则的立法设计，非法经营罪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之下的个罪名，关于该罪的保护法益，学界围绕着“市场秩序”提出了多种学说。如刘树德法官认为非法经营罪并非意图将所有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纳入调控范围，而是要保护通过特定许可管理形成的的市场秩序，因此，非法经营罪侵犯的法益应是国家通过特定许可管理形成的市场经营秩序。
将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或者管理秩序作为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并不理想；滥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应是森林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盗伐林木罪的保护法益则还包括国家、集体和他人对生长中的林木的所有权。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一种犯罪行为，该罪共具有三档量刑情节：只有虚开行为的、虚开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根据立案追诉标准，该三档量刑情节均需要以犯罪数额为标准，笔者今天要分析的就是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数额。
在《获取已公开个人信息并出售牟利的定罪争议》（《法治日报》2021年9月22日9版）一文中，笔者指出，对于行为人在公开的网络上（包括企业征信网、“企查查”“天眼查”等企业信息查询网站、裁判文书网站等）爬取已公开的企业登记信息，从中获取个人信息，再对这些已公开的个人信息进行有偿转让、出售的，实务中基本都按侵犯个人信息罪予以定罪处罚。但是，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对此，需要关注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如果说刑法的机能是在事先预防未然的犯罪，而不是在事后惩罚已然的犯罪，那么，就预防犯罪而言，最好的方式不是在事后对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行为进行处罚，而是在事先告诉人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让人“知进退、明得失、懂取舍、识大体、有敬畏”，最终达到“不能犯、不敢犯、不想犯”的目的，法规范违反说可以说是不二选择。
目前，顺应国际潮流趋势，我国在刑法中适当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司法实践中在刑罚裁决方面对自由刑和财产刑几乎予以同等重视。这无疑给了犯罪分子以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的双重制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作用。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法律目前缺乏系统的有关刑事财产刑的执行规定，“执行难”不再仅仅是民事案件中的老大难问题，刑事案件中的财产刑执行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仅就实践中的财产刑执行救济程序进行梳理和分析。
作为新型网络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在案件数量、地域分布、被告人情况和刑罚情况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具体考察该类犯罪的司法适用情况可知，在主观“明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过程中，司法实践均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合理使用推定“明知”的判断标准、加强对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所构成犯罪的查证、完善对“帮助”行为含义的解释、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等途径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确适用。
所谓“首付分期”，是指购房者在买房时先向房地产商交付部分首付，剩余首付，暂由房地产中介机构、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第三方出资垫付，购房后再由购房者通过分期还款的形式，在短期内还清首付款本息的一种促销方式。